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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皇死了，中国没送花圈，只说了四个字。

年，日本昭和天皇去世。

这位当了大半个世纪天皇的老人，临走的时候仍旧没能等到亚洲几千万双眼睛的原谅。

他的葬礼规格极高，三军列队，国宾云集。

各国政要都来了，唯独东亚这边几个国家面色复杂，尤其是中国，迟迟没有回应要不要派人去。

中国外交部当时内部也争论了一阵子。

有声音说，国家礼仪不能缺，毕竟是邻国元首去世；也有人坚持，不能轻易放下那段血海深仇。

最后，中国还是派了代表，但钱其琛带去的不是哀悼词，而是四个字：“正视历史”。

这四个字，在别人看来可能只是套话，对日本来说却像石头砸进水潭，激起一大圈涟漪。

因为这四个字，说的不是现在，是那段他们始终不肯细说的往事。

裕仁坐上天皇宝座那年，中国正处乱世。

没过几年，日本就在中国东北搞出了“九一八”，随后又一路南下，卢沟桥、南京、武汉……一场接一场。

战后，德国那边是清算到底，谁干了什么，档案一翻，谁都跑不了。

可在东京，审判留了一手，裕仁没被追责，很多高层也被“保下来”，美国主导的安排，让不少战犯摇身一变成了盟友。

岸信介就是其中之一。

他当年在中国东北干的事，是放在档案里都看不完的。

战后他被抓了，但没关多久就被放了出来，还当了首相。

他当政的时候，对中国的态度也不算友好。

长崎五星红旗被撕事件，就是他在任时发生的。

中国人气得不轻，直接中断了和日本的文化交流。

岸信介的外孙，就是安倍晋三。

他对自己外祖父的看法一向正面，这一点，在他任内关于历史问题的表态中也看得出来。

有些事，在他们家族里，是不可能否认的。

除了政界一脉相承的立场，日本社会还有另一层原因让他们不愿提过去。

那就是神道教的影响。

在神道教里，死者无论生前做了什么，魂魄都会归为“神”。

所以靖国神社才会把战犯也供奉进去，在他们看来，死了就是神，没什么好追责的。

这和西方基督教那套“忏悔”“赎罪”完全不同。

你说德国为什么能跪下？人家信的是罪有应得，赎了罪才有资格活得坦荡。

而日本这边，是觉得人死了，事就翻篇了。

这种文化心理，也让他们一直难以面对过去。

再说经济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日本经济一路狂飙，成了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强国。

那时候东芝、索尼、佳能这些牌子，中国人家家户户都想买。

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够强了，强者说什么都算。

越是强，就越不想低头。

觉得道歉是弱者才做的事，强者不需要解释。

这也是日本社会一部分人的想法。

可问题是，强不代表什么都能不说。

中国当时态度很明确，来可以来，但要把话说清楚。

正视历史，不是为了翻旧账，而是要有个交代。

钱其琛到了东京，参加仪式后，面对媒体再次重申了这四个字。

没有绕弯子，也没讲太多外交辞令，态度摆得很直。

日本方面当时也不是完全没动作，首相竹下登做了一些表达，说“遗憾”，说“深切哀悼”。

但这些词，和“道歉”“承认侵略”还是差了一截。

他们开了记者会，也对亚洲其他国家表示“歉意”，但整个过程还是让人觉得隔着一层玻璃。

从年中日建交开始，关系慢慢恢复，但总有些事让人心里不舒服。

教科书写得轻描淡写，靖国神社年年有人去，钓鱼岛问题时不时冒头。

这些事加起来，让“正视历史”四个字变得越来越重。

不少人拿德国做对比。

勃兰特当年在华沙跪下，不是作秀，而是把事情说清楚了。

所以德国今天在欧洲站得住，是因为他们把该说的都说了。

日本，如果不把历史说清楚，永远都绕不开这道坎。

裕仁天皇的葬礼，是一次仪式，更是一次姿态的展示。

中国没有缺席，也没有闭口不谈。

四个字带过去，没翻脸，也没退让。

这不是把事闹大，而是告诉对方：有些事情，不能跳过去不提。

后来日本那边怎么回应，有的说是态度渐渐放软了，有的说只是外交姿态变了，骨子里没变。

中国这边的态度没怎么改过，一直强调，把历史放在桌面上讲清楚，才好继续往前走。

裕仁死后，他的名字写进了课本，也写进了争议。

他的葬礼上，世界各国都来了，有的是真哀悼，有的是为了场面。

他那一生，见证了从侵华战争到战后重建，再到经济崛起。

可他离开得时候，亚洲有太多国家还没放下。

钱其琛回国后，没有开发布会，也没有做更多说明。

那四个字，已经说得够清楚。

参考资料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年鉴（）》，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委员会

《东京审判档案汇编》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

《战后日本政治结构再解读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

《神道教与日本国家认同》，东京大学出版会

钱其琛回忆录《外交十记》，世界知识出版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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